超预期货币政策释放，财政政策还需要更加积极，但该靠刺激消费还是靠基础设施投资，分歧尚存。

  9月28日，清华五道口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余永定分享最新观点。

  他的基本观点是，考虑到中国的真实的情况、地理政治学、经济提高速度在下滑、收入增长放缓、资产的价值下降，消费信心不足，难以启动。如果想启动经济，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第一步还是要考虑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借由基础设施投资创造挤入效应。

  这牵扯到中国基础设施是不是已经饱和，余永定认为，虽然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超前，但需要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俯拾皆是。他指出，基础设施的概念并非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铁公机”，还囊括“新基建”和“公共投资”，凡是旨在提供公共产品、回报率低（甚至没有商业回报），无法产生现金流，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企业不愿承担的项目，而对于国家安全、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投资都属于基础设施投资范畴。

  余永定引用权威部门的研究数据：我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人均投入仅为日本的十八分之一，仅补齐短板，投资需求就高达数万亿元，地下管网建设所需投资更为巨大。此外，城中村改造、旧住宅改造、教育医疗养老和循环经济建设等领域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资金需求更加难以估量。

  余永定提出，有政府部门学者提出通过发行特别国债，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虽然还要进一步了解这一建议的细节，但我认为这类建议是积极的，值得考虑、吸纳。”从弥补总需求不足的方面出发，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是侧重于改善民生还是提高经济稳步的增长潜力的项目需要决策层做综合考虑。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则还需要仔细考虑“挤入效应”的大小，实物量形成的快捷性等因素。

  当前财政政策在某一些程度上是顺周期，而不是逆周期的。他表示，中国无需过度担心政府的杠杆率，中国财政政策的扩张空间依然很大。

  “2024年仅剩下三个月，仓促上阵可能会产生很多问题，当前除了政府储备项目，亟需一揽子政策，包括财政、货币刺激计划，充分的利用所谓的宣示效应，提振市场、投资者、公众的信心，为明年的经济较好增长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