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7月21日发布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中，“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领域改革中的第一条任务。

  《决定》中有大量篇幅阐述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问题为导向，强调法治化是重点。《决定》为非公有制企业稳定预期，提及“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产权制度，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为非公有制企业搭台子，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提及“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完善民营公司参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支持有能力的非公有制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

  尤其是《决定》提到的，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支持有能力的非公有制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等。受访有经验的人指出，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在能源（如电力、充电桩）、交通（如智慧道路、机场、铁路）、信息基础设施（如云服务、数据中心）等领域，让更多非公有制企业参与，有助于促进市场竞争和创新。

  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8月底，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达到93.3%。

  近两年来，针对民营企业的痛点难点，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连续出台一揽子政策措施，但整体来看，民企的预期、“体感”与密集政策之间仍存在一定偏差。

  不少专家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民营经济存在制度易成本高，融资难度大，民营企业家人身权、财产权保护不到位等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在此前接受采访时指出，通过对42个国家的数据对比发现，政策本身对企业的投资决策没有太多的影响，企业家可以调整自己的投资决策来适应国家的宏观政策。但是，政策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对企业投资决策却有比较大的影响。

  此次《决定》再次强调要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不少声音指出，这能够从法律层面上落实民营企业地位平等、公平竞争，保护民营企业家权益，提振投资信心。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此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民营经济是就业蓄水池，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国际供应链调整冲击，民营经济发展是统筹高质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坚实力量；“民营经济退场论”不时出现在舆论场，民营企业家信心待进一步提振。在此背景下，推进《民营经济促进法》非常必要。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有恒产者有恒心，法律保护产权，可以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保障财产的安全，并鼓励投资兴业、创新创业。

  此次《决定》强调法治化，要求：完善产权制度，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构建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同责同罪同罚”意味着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信用责任，无论侵权者和受害者的身份如何，都将受到公正的责任追究。同罪同罚，即构成犯罪、承担刑事责任时，不论侵害的是国有企业产权还是民营企业产权，同罪同罚。“这体现了共同发展、地位平等、公平竞争、互利合作、平等监管、平等保护。”他说。

  在谈及完善赔偿制度时，刘俊海表示，这是针对民事责任的。他解释道：传统民事责任遵循填平原则，即赔偿应与实际损失相匹配。然而，为了加强产权保护，特别是保护，必须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惩罚性赔偿的四个主要目的：一是充分填补受害人损失，二是褒奖受害人依法行权，三是严厉制裁侵权人，四是教育、警示全社会。

  《决定》还指出，加强产权执法司法保护，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健全依法甄别纠正涉企冤错案件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决定》进一步强调了民营企业的作用，重要领域加大向民营企业开放力度。

  《决定》指出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完善民营公司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

  何为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天使投资人郭涛认为，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可能包括能源（如电力、）、交通（如智慧道路、机场、铁路）、信息基础设施（如云服务、）等。

  “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意味着打破原有的市场准入壁垒，让更多的民营企业有机会参与到这些领域的建设和运营中来，享受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待遇，这有助于促进市场之间的竞争和创新。此前，一些基础设施领域可能存在较高的市场准入门槛，或者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支持不足，导致非公有制企业难以参与其中。”郭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决定》还指出，支持有能力的非公有制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非公有制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今年年初，广东省发布的《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中，也提及让非公有制企业参与科技创新，支持有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牵头组建国家级、省级研发平台。鼓励非公有制企业独立或联合承担国家和省、市级科研项目，参与国家重大科学技术项目攻关和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等。

  “支持非公有制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是为了发挥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方面的活力，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提高国家的科技竞争力。”郭涛表示。

  民营企业接受市场考验，考量维度更多，有利于创新。以半导体行为例，近期，中国行业协会理事长陈南翔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专访时表示，“中国在发展集成电路的进程中走了很多的弯路。本质上我们想要发展的是一种产业，但是在过去这一事情是交给大学、研究院、科学院来做，他们把这一研究做的更学术性，而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一种产业，需要创新的产业、创新的服务以及创新的商业模式，从而转变为最经济的商业价值，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

  此前，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江小涓在谈及时提到，大模型发展需要快速汇聚海量资源和工程化技术能力，大模型场景化应用落地需要细颗粒度专业知识，因此在这一轮发展中产业界地位更加重要，要引导支持人才等各类资源向企业汇聚。

  研究显示，从2002年到2014年，学术界在开发最先进的AI系统方面处于领先地位。2014年后，由于尖端研究需要大量的数据和计算资源，这使得只有少数大科技企业具备开发和应用大模型的能力。到2022年，32个重要的机器学习模型都诞生在产业界，学术界仅有3个。

  不过，民营公司参与科技创新需要制度保障。郭涛表示，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困难包括技术攻关的高投入和高风险，以及非公有制企业在资金、人才等方面的相对不足。为了保障政策的顺利实施，可以通过提供研发资金支持、税收优惠、保护、人才培养和引进等措施，为非公有制企业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条件。

  比如企业欠账问题，对于本来就资金紧张的中小企业来说影响非常大。2024年6月25日，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备向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作《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其中提及：有的地方政务诚信建设有待加强，企业账款“连环欠”问题尚需解决。

  融资难、融资贵也期困扰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完善信用信息共享服务长效机制，帮助金融机构准确评估和有效管控信贷风险，是破解企业融资难题的关键。

  此次《决定》提到，完善非公有制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加快建立非公有制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

  今年4月，为打通中小微企业融资的“痛点”“堵点”、助力金融机构提供更高质量的信用融资服务，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等部门一起起草了《统筹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设提升中小微企业融资便利水平实施方案》，构建以信用信息为基础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